原创品读丨陈为人：赵树理与上党梆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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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树理与上党梆子
（严文井在北京时与赵树理比邻而居）
严文井在《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》一文中，对赵树理做了这样的回忆：
他爱上党梆子，可以说是爱得入了迷。经常给我“送戏上门”。有些晚上，我正准备干点什么，他突然推门而入。
“老严，我来给你唱段上党梆子。”不等我让座，他就在书桌边坐下了。接着就双手齐用，以敲打手指头代替打板和锣鼓，节奏急促紧张，同时哼着高亢的过门，一段我一字不懂的上党梆子就哼了出来。我没有偏见，但实在品评不出这段唱腔的滋味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老赵马上又自我介绍：“还有一段更好的”。又是双手击打桌边，口哼过门，近乎喊叫似的高声歌唱。我只有不作声，耐心听着。
这个晚上，老赵倒是尽了兴，而我则有苦说不出。
也许上党戏原来的腔调是好听的，而被老赵唱走了调。他五音不全，可能是耳朵和嗓子都不好。
他有一把三弦，时常叮叮咚咚不知弹些什么，也是不成腔调。但他自我陶醉，真有一种“贵在投入”的精神。
我从不扫他的兴，让他过戏瘾，因此他常常来光顾这个“听众”的门。1953年，我和老赵都迁到了东总布胡同四十六号，在新居里，老赵还继续给我这优惠待遇，隔不了几个晚上，就突然推门而入，“老严，我来给你唱一段”。
也许是老赵太天真，我这人太世故，他始终不知道我并不欣赏他的歌喉。
我隐隐感觉到老赵的寂寞。他一再唱上党梆子，可能是在思乡。北京引人入胜的胡同有些东西毕竟不如他那山沟沟。
老赵也有他的狡猾之处，他并不是不了解他所嘲讽过的东西，可他就是不肯承认那些“异端”也有点长处。
有时候我放西方古典音乐唱片，他悄悄推门而入，也坐下来听一段，不加以评论。我也不打算诱使他说什么称赞的话。有一次，我正在听一个花腔女高音的咏叹调，他忽又闯了进来，说了一句俏皮话：“猫尾巴又被门夹住了”。我不答腔，他竟然坐下来陪我听那个被夹住了尾巴的“猫”叫声。他面带微笑，猜不透他是欣赏自己的警句，还是或多或少也感到那个女高音的歌唱某些动人之处。
有一天晚上他来谈天，告诉我：上党梆子里也有和声，演员的歌唱和伴奏的乐器不是一个声部平行进行的，并举了实例示范。可惜我当时没有用简谱记下来，现在则已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看来，这个老师范生是学过一些乐理，并具备一定的西方音乐知识的。他曾经嘲讽某些救亡歌曲的“轮唱”，不过是在表明他属于另一“教派”而已。
（汪曾祺在《师友故人忆念中》对赵树理唱上党梆子也有回忆）
赵树理在载于1956年7月14日《北京日报》上的《“百花齐放”声中的上党戏》一文中，这样介绍上党戏：
这个剧种是综合了六个剧种(昆、梆、黄、罗、赚、乐)而成的，它的历史，已无明文可考，从保存的剧本风格看，它接受过秦腔（《天波楼》、《龙图案》等），苏昆（《长生殿》《东坡游湖》等），汉剧（《打金枝》、《牧羊圈》、《佘塘关》等）等的舞蹈、唱腔，而其中列国戏（如《二子沉舟》、《齐鲁界》、《东门会》等）。纯朴洗炼，不知从何而来，可能是原剧种的创始剧本。“上党”虽是秦时的郡名，而这种戏的活动地区却只限于山西东南部十九个县。这个地方，因为是太行山的主峰所在，交通不便，不常与外界往来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未受到城市影响。剧中将不合乎士大夫口胃的人民斗争性全都保留下来。所有的剧本中，不杀人的很少。有些戏，和京戏的剧本几乎完全一样（如《一捧雪》、《四郎探母》等）。后来京戏在音乐、唱腔、作派方面都向柔和处发展了，而这种戏却还保存着它原有的强烈风度。
赵树理说：“我以为上党戏的好处是激烈、痛快，我爱这种痛快的气氛。”
每一个剧种的形式，必然适合于它表现的内容。京剧多表现帝王将相，曲调就高亢激荡；越剧表现才子佳人，曲调则缠绵悱恻。一个人喜欢什么剧种，往往也显现着他的个性特点。赵树理一向被认为是“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”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却是有着这么深厚的“英雄情结”。这可能成为解读赵树理的一个绝好切入点。
赵树理说：“从前在农村的时候，常好一个人唱几句，只是限于嗓子的条件，唱得很难听，在自己虽然痛快了，在别人听了却很难受，所以到北京以后，除了带几分醉意经人怂恿破例唱几句外，从不乱唱。没有偷唱的机会。”
（1965年11月，赵树理会见晋东南戏校学习演出的三个小戏演员）
因为赵树理独尊上党戏，所以初看蒲剧时颇有不屑一顾之态，就象阿Q鄙夷城里人称“长凳”为 “条凳”似的，故意找几个别扭的地方字眼骂一骂，讽刺一番。
赵树理在《初看蒲剧的时候》一文中，说了这样的话：“山西沁水县古来属泽州，与蒲州为邻，东半县是上党梆子的流行区，西半县才是蒲州梆子的流行区。我的家乡在东半县，因而从小只看过上党梆子，对于别的剧种，虽说也还有些偶尔能看到的机会，只是在当时我的地方偏见过深，很不容易看进去。在二十二岁那一年，我到了蒲剧流行区当教员，因为那地方除了蒲剧再没有别的戏可看，所以才变成蒲剧的观众。在开始的时候仍难免有点看不惯，看了往往故意找几个别扭的‘地方字眼’学一学，讽刺一番。”
赵树理的二公子赵二湖说：“父亲对上党戏近乎于一种狂热，但他却排斥其它剧种。他把京剧损得呀，他说，京剧那个伊伊呀呀拖起腔来，你从西单坐上车，拖到咱们家东单，它还没有完呢。他不喜欢这个东西。……我还记得一个细节，那时候根据地很流行“红日照遍了东方”那首歌，其中有一句是“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”，他们就嘲笑地故意唱成“自由之神在送着情郎”，说，老百姓根本听不明白是个什么意思，这根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调调嘛。我能感觉出他的偏激情绪。”
赵二湖又说：“我父亲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作为一个文化人，他肯定有偏执的地方，不固执不偏激呀，他也成不了艺术家。艺术家都有股怪劲，一个四平八稳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的人，他可能成为艺术家？……他很偏激。但你不能太全面，这才有个性特色，他就有自己的怪味。”
（赵树理的二公子赵二湖在家乡故居）
严文井还作过这样的回忆：“赵树理真正心醉神迷的，仍然是民间文艺。有一次，几个人出去散步，闲谈中忽然提到了民间小调，赵树理的兴致便陡然高涨起来，立刻大谈起家乡和民歌小曲来。讲着讲着又独自唱开了，唱完了八大景、十段锦，再唱孝子、孝女、好婆媳，送郎、盼妹、上花轿等情歌。可惜他天生的公鸭嗓子，山西口音，边唱还要边解释，闹得别人半懂不懂，慢慢地就似听非听地议论别的去了。但他却已迷醉得出神入窍，全不理会别人听不听，照唱不止，直到后来猛然发现是在自唱自说时，方才打住道：‘嗯？你们都不听啦。’可他并无怨言，‘只怪我唱得不好，歌词、曲调其实都是好的，都是农民的创作哇。”
赵树理的上党梆子情结，一直贯穿到生命的最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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